我们世世代代被告知，工作是我们的人生目的。

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某篇文章中，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Rachel Simmons说到一位大二生曾经告诉她：「我无法停止工作。如果我不做任何事，会感觉好像做错了什么。」所有这些证据在在使我们相信，工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需求。

有人甚至提出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论点，说人类无法忍受闲散。Christopher Hsee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当中他们提供人们做点什么事和什么也不做的选项，结果发现人们在做点什么事的时候，感觉比较舒服。这份报告进一步大胆推论：「闲散是潜在有害的事。」

工作是一种基本需求吗？

那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工作是否是人类想要快乐不可或缺的事？我们之所以工作过度，是否因为不这么做就是不健康的？

有重要的工作可做，确实能提振心情。事实上，由485个个别研究合组成的一项调查明确证实，喜欢自己的工作的人更可能拥有健康的身心。还有比起失业者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的人，他们较不容易感到焦虑和沮丧。

在一项研究中，社会学家莎拉．达马斯克（Sarah Damaske）进行一项研究计画，想确认有工作的人在工作时的压力是否小于在家时。结果证明，人们在办公室时通常更放松。达马斯克在访谈中解释，即便是工作中最急迫的事，所造成的压力也比不上家中的危机。举例来说，错过截止期限，其伤害通常无法与家人去世相提并论。

但这一切难道就意味着工作是基本的人类需求？我们需要有生产力的工作，以维持健康和活力？如果我们获得食物、水、遮蔽处和衣物的供应，我们是否也需要工作才能过得好？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一份有意义的职业所带来的好处，可能源自于我们的文化而非天性，所加诸的价值观和重视。我认为失业之所以让人感到有压力，是因为大多数人靠着每月的薪水过活，还有当我们没有一个工作头衔时，我们会在家人和朋友之间失去地位。

如果绝大多数的人为了生存都必须工作几个小时，那么更贴切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尽量长时间地辛苦工作？历史纪录显示，在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的工作日长短取决于手上任务的难易程度，而不是根据例如时钟之类的武断标准。历史学家注意到，在制造业时代之前，我们的生活是在劳力密集时期（例如收成），与大量休息时间（例如收成后的庆祝）之间交替进行。

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历经过去的两百年，这种模式因为少数幸运的自营工作者而保存下来。如果你细阅历史文件，会发现十九和二十世纪最具生产力的其中一些人，每天仅工作大约四个小时。达尔文、柏格曼（Ingmar Bergman）、狄更斯以及惊人多产的数学家庞加莱（Henri Poincare），他们每天只工作一小部分的时间。

我并非强调努力工作是有害的，而是执迷于努力工作是有害的。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光是活着不快乐，只有做事时才感到满足的文化中。

缩短工时，生产力反而增加？

有若干行业曾实验过缩短工时，并产生惊人的成果。2018年，新西兰一家大型地产规划公司决定进行缩减每周工作日的实验。员工仅上四天班，但领五天的薪水。实验结束时，发现领导力分数增加到两倍数字，参与度也是。

我决定自己进行测试。看看自己能不能在更短的时数完成相同的工作量？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我在早上开始工作。每隔50分钟，稍事短暂的休息，或者去蹓狗或给植物浇水，让自己与手上的任务之间拉开一点距离。并且让手机保持静音、关闭电子邮件信箱和浏览器上任何一个打开的标签，以确保自己专注在我所做的事情。

我脱下手表，并且用便利贴遮住电脑时钟，这么一来就不会知道已经过多少时间。我的用意是停止使用专断的测量标准，也就是计算我在办公桌前所花费的小时数，而变得与我的内在时钟更合拍。

当我发觉自己难以专注和变得烦躁时，便离开办公桌，找一个时钟记下时间。30天过后，总计我的工作时数。在大多数的日子，我投入四小时十分钟专注于工作。我最长的一段工作时间大约是六小时，最短的是两个半小时。一般而言，我每个星期需要一整天的休息时间，有时是两天，在这段时间内我不做任何工作，也不理会电子邮件。如果没有获得这样的休息时间，我会难以专注且更容易分心。

我的样本数虽然只有一个，不过这是一个可以在你的生活中进行的有用实验。我向自己证明，不需要专注于工作40至60个小时。事实上，尽管工作时数锐减，但30天结束时，我的生产力反而增加。平常的情况下，我每天大约写1,000字，回覆54封电子邮件和讯息，阅读大约400页的研究。在我不看时钟，只专注于任务直到再也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期间，我每天写出惊人的1,600个字，阅读大约550的研究。我处理的电子邮件数量大约保持不变。

适当的闲逸是健康的

重点是工作不必然总是好的和健康的。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每年因工作而死亡的人数，多达因战争致死人数的两倍，而且比吸毒和酒精致死的人数总和还多。

如果太多的工作会造成伤害，这代表适量的闲逸可能是健康的，还有幸福的生活必在劳动与空暇之间保持平衡，这是「闲逸理论」（Idleeory）的概述。闲逸理论假定，我们因为工作过于努力而使自己变衰弱，因此比较懒惰的生物拥有演化上的优势。

当然，每种生物想要存活下来，都得做些事。根据闲逸理论，以最少的工作量满足其生存需要的生物，最有可能活下来。该理论最早的提倡者之一Chris Davis称之为「最懒者生存」法则。

闲逸理论认为，重视懒惰的价值不仅是有效的公司策略，也是可靠的发展策略。有人甚至说懒惰是许多创新的背后的潜在动机。「最早想到把帆安装到船上的人，是想要避免划桨。不管是谁把犁套在牛身上，他是在寻求逃避挖土的方法。而利用瀑布碾磨谷物的人，讨厌用石头舂打。」

达尔文相信生存是一场强者胜出的战争。如果你接受闲逸理论，那么生存就是一场争相闲逸的斗争，最成功者例如狮子，在激烈活动与懒洋洋躺在撒哈拉非洲太阳下之间取得平衡。

以此看法观之，闲逸并不是不活动，也不是瘫坐着无所事事。要记得渔夫在工作时往往一幅闲逸的模样，厨师和保安人员也是。他们在工作时不活跃，而在下班时活跃。这也就是为什么用闲逸当作懒惰的同义字是不正确的。

有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在认知测试中的得分低于每周大约工作40个小时的人。数十年的研究证明，当我们容许自己拥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我们会越有创造力、洞察力而且通常越敏锐。同样有道理的是，当你回想起以往大量加班的时期，你认为那时会有合适的心情，进行有创意或者谨慎的思考吗？

我认为大部分的科学观点都显示，一定程度的闲逸是人类大脑维持最佳运作状态所需要的。虽然我们以为伟大的人物是努力工作的人，但其实当中许多人对于规划休闲时间和完成工作是同样的严谨。

「无聊」的宝贵之处

我们确实不喜欢无聊。不过正因如此，而使无聊变得宝贵，因为当我们觉得无聊时，我们的大脑会受到强烈的刺激，从而找寻有意义的消遣。这时我们的思维不受指挥或控制，因此能自由地朝意想不到的方向移动。《无聊的价值》（The Upside of Downtime: Why Boredom Is Good）的作者心理学家Sandi Mann说：「一旦你开始做白日梦，并允许你的心思漫游，便开始进行超越意识和进入潜意识的思考。」

当我们的心思被允许放松和休息时，它们便返回所谓的「预设网路」。这个脑区对我们最近接收到的所有新讯息进行分类，并设法将它放进我们已知的脉络中。预设网路为学习、深刻的理解和想像力所不可或缺。如果我们的心思从不休息，便绝无机会漫游到新方向。

同样的，别误以为休息是不活动。当心思在休息时，它仍然是活跃的。事实上，比起专注于任务时，它只减少使用5％的能量。进行受指挥的工作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沉思时则需要闲逸。

空暇之必要

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必须将我们醒着的时间，全部投入有生产力的工作，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想法。太多的工作可能使我们脱离人性。当我们的心思处于闲逸状态时，我们允许自己重新接通创意和再度进行沉思，这些是进步所不可或缺的两项活动。

正因如此，所以我不相信工作是一种基本需求，尽管有意义的工作会带来好处。倘若我们获得了生存所需的一切，不被要求工作，我们一样会过得很好。我们或许坐在自己版本的华尔登湖畔，深思着自然世界的一切，但我们不会因为生病而丧命。

然而，空暇似乎的确是一种需求，因为没有空闲的时间，我们会生病。我们已经使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朝错误的方向倾斜。我们曾经认为长时间工作是困难的事，而困难对于灵魂是好事，所以工作得越多，会变成越好的人。这种想法曲解了人类的自然需求和能力。

曲解很适合用来描述我们为了工作而工作的信念，它曲解了人类最好和最具生产力的天赋。或许是时候了，我们该提醒自己，什么是身为人类所拥有最独特且神奇的事物，并且仔细思考我们如何以及为何抛弃这些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