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普利克兹奖建筑奖得主、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终身成就奖、经典建筑巴黎庞毕度中心建筑师……这些闪亮的称号让我们很常忽略了理查．罗杰斯这位伟大的建筑师一路走来的诸多艰辛。他经历过动乱的战争时期，也因为读写障碍而饱受霸凌，甚至曾经想自杀；到了大学，又差点因为绘图太差而被要求转系。

但这些阻碍都成了他成长的养分，他这一路上不断翻滚、找寻并实现自己的正义，他在建筑与社会公义之间开拓了更多可能。

（本文摘自《建筑的梦想：庞毕度中心建筑师理察‧罗杰斯自传》，以下为摘文。）

被霸凌＋读写障碍，还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我在熟读牢记方面有问题，让我的求学生涯非常悲惨。从6岁到18岁，我每天早上都背诵主祷文（Lord's Prayer），但不管多努力，却总是记不住。现在，我们对这种学习困难有个名字，叫读写障碍，但在当时，人们只觉得你就是笨。

我父母和许多移民一样，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所以花了仅有的钱让我去上私立学校。但金斯伍德是个残酷又不公平的地方，充斥着任意的处罚和虐待。校长的信仰基石似乎就是不打不成器，这里对任何小孩都是可怕的经验，对患有思乡病的六岁义大利男孩尤其恐怖。2014年时，我重新造访了金斯伍德庄园学校，讽刺的是，那所童年时期让我失望不已的学校，如今竟然设了一个新中心专门教导读写障碍的儿童，这真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啊！

罹患读写障碍的人会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我们可能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但有些读写障碍者会强化自身的视觉技能，还有3D思考能力。以我为例，这个障碍让我很早就体认到，团体合作、创意协同的力量，会比单打独斗的高成就者更为强大。

曾有人问我，读写障碍是否让我变成更好的建筑师。我无法确定这是否属实，不过这项障碍确实会把一些职业排除在外，让你更加专注在你能做到的事情上。它界定出一块可行的区域，还有不可行的区域。我很幸运能找到这项专业，让我可以和其他人携手合作，做出成果。但许多小孩不像我这般幸运；他们的前途硬生生被狭隘的教育系统和缺乏支持给摧毁。

今天，情况有了改变。我在上议院的乐趣之一，就是和有读写障碍的孩童及其父母碰面，观察良好的教学以及地方当局的支持可以创造出多大的不同。

校长对我说：不如转攻家具设计吧

乔琪和我是在艾普森相遇，我们在那里形影不离。我进AA（建筑联盟学院）， 一年后，她也不顾父亲反对，开始在AA 就读。乔琪在学识上对我的影响很大，而她在绘图上给我的帮助，大概是我没被AA退学的唯一原因（这并不是她最后一次拯救我的生涯）。她活泼聪明，还闪耀着野性火花。经历过多次的高潮低潮之后，我们在我念AA的第三年结束时分手，但还维持朋友关系；她曾短暂在四人组里工作，后来还帮我设计了河餐厅（River Café）的景观户外以及皇家大道（Royal Avenue）住宅的屋顶阳台。

我在AA最早的几篇报告很悲惨。我的绘图没有改善，书写方面的表达能力也很贫乏。我的四年级得重修。学校校长麦可‧派崔克（Michael Pattrick）在报告中承认我的热情，但不太相信我有能力胜任建筑师的工作。他甚至建议我转攻家具设计─完全忽略绘图能力对家具设计师就跟对建筑师一样重要，甚至更要紧。

到了最后一年，事情有了转变，或说改变接连发生。彼得‧史密森担任我的导师，虽然我认可厄内斯托对历史连续性的信念让他不以为然，但自从他克服这项偏见之后，就变成我的强力支持者，我还得到其他优秀老师的支持。

当时还有一种战后的文化冰冻感终于解冻的感觉。1956 年，白教堂艺廊（Whitechapel Gallery）展出以史密森夫妇、理查‧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和爱德华‧包洛奇（Eduardo Paolozzi）为主角的「这就是明天」（This is Tomorrow） ，这个展览带给我们许多启发。我的绘图技巧也在乔琪的协助下有了进步，我以城市未来为主题写出我的第一篇论文。我的毕业专题是一所符合威尔斯特殊教育需求的小学，设计宗旨是让孩童可以参与建筑的过程。这所学校反映出当时刚刚萌芽的对于社会建筑的关注，史密森在我的计画报告中指出，「能顾虑到建筑物对人们可能产生的效应，也关注到内部的形状」，因此把毕业专题奖颁给我。

不服保守权威，和英国威尔斯王子对尬，结果……

虽然伦敦市的态度正慢慢改变，但这个膝反射的遗产游说团体却已经在一个更古老的英国机制里找到他们的斗士。1984年，查尔斯王子受邀在汉普顿宫举行的晚宴上发表讲话，庆祝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查尔斯王子说了几句冷淡的赞美之后，就开始分享他的长篇大论，反对阿伦斯、波顿和柯拉勒克事务所（Ahrends, Burton and Koralek）设计的国家艺廊（National Gallery）增建项目：

这项设计竟然不是让国家艺廊优雅的立面得以延伸，让圆柱与圆顶的概念更加完善和延续，反而让增建的部分看起来像是市立消防局，还配上装有警报器的塔楼。如果你把整个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拆掉，再由单一建筑师重新设计整体的配置，那我就比较能理解这种高科技的走向，但现在他们的提议，简直像是在一位备受欢迎又优雅的朋友脸上，搞出一个大烂疮。

这攻击令人惊讶，不仅对宾客无礼，在建筑上显得无知，还否认了不同时期的建筑物彼此和谐共存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所有最伟大的历史城市里，它们都是可以共荣共存的。阿伦斯、波顿和柯拉勒克对国家艺廊增建案的提议，在形式和材料使用上都是现代的。如果认为扩建国家艺廊的唯一方式，就是要模仿原来平坦的古典立面，这样只是搞不清和谐与拼贴的差别。

在我们出去吃晚餐的路上，查尔斯王子停下来，问我刚刚是否有听到他的谈话。「是的，我听到了，」我说：「但我不同意。我知道您很喜欢雷恩的建筑，但是在雷恩的时代，他是一位现代建筑师。根据您的逻辑，雷恩应该用中世纪晚期的样式来扩建汉普顿宫，才能搭配原本的都铎式建筑，根本不该带入他那种有所收敛的巴洛克风格。其实，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是处在两种尖锐对比的样式交叉点，但在我看来，它们之间的对话相当成功。」

但查尔斯王子继续干预。1987年，我们正在为主祷文广场准备一项总体规划。竞图公布之后，查尔斯王子随即在市长官邸发表演说。他大力抨击计划书和竞标方案案，还非常不恰当地拿战后建筑与纳粹空军做比较：「这还得归功于纳粹空军：当年它炸掉我们的建筑物时，除了瓦砾之外，并没用更惹人厌的东西取而代之。」

我在《泰晤士报》上写了一篇长文，指出这是一种可怕的误用特权，甚至是误用王权，来干扰公共事务，以皇家身分高傲发言，但拒绝让自己的看法接受测试和挑战。自从查尔斯王子攻击阿伦斯、波顿和柯拉勒克事务所的国家艺廊计画案后，他们从未完全恢复；这家英国最棒的现代建筑事务所，就这样退缩下来，无法完成更多精心构思的建筑物。

而在幕后进行的讨论、耳语和暗示，甚至比公开的声明更加恶劣。除了主祷文广场之外，查尔斯王子可能还害我们丢了维多利亚的雄鹿广场（Stag Place）案，以及皇家歌剧院的重建案，这两个案子我们都得到精采的回应与祝贺，但也被告知「风险太大」和「层峰有敌人」。

我不认为查尔斯王子了解建筑。他以为建筑是固定在过去的某一点上（对他而言就是古典主义─一个奇怪的选择，因为这种样式在英国的根基并不深厚），而不是一种会与时俱进的科技与材料语言。但只要他不参与辩论，他的意见是对是错根本就没差。身为特权者，他实在不应该利用地位来危害与他意见不同者的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