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威志有个其他建筑设计师都钦羡的经验：他曾替隈研吾工作过。但离开这位日本建筑大师之后，他才摸索出什么是自己想做的设计，回到家乡台湾，从预售屋的接待中心着手，实践一条常人少走的路。

 

研究所快毕业时，陈威志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到隈研吾在上海的建筑事务所实习。

 

全世界有志于建筑的学子都想到这位大师的麾下学习，陈威志不仅挤进了名额，还在半年后争取到成为正式员工的入社测验。这是一场快速设计测验，早上9点开始，晚上9点结束，考试期间要出去抽烟、喝啤酒或吃火锅都行，只要最后能将完成的设计案题目简报给隈研吾听。

 

陈威志七早八早就进了公司准备考试。到了深夜离开事务所时，他已经是一名正式员工。

 

他并没有立刻想通隈研吾判断合格的标准是什么，直到往后负责安排过许多新人的入社测验，他才发现，拥有好的设计想法、实践能力都还不足以打中隈研吾的心，这里更看重设计沟通能力，你要如何去跟客户讲清楚要做的事情？如果有把这件事做好，就表示你应该是一位合格的设计师。

陈威志（图左）与隈研吾（图中）。 （图片／陈威志提供）

 

但要在隈研吾的事务所生存，并不能只是一位合格的设计师。

 

在大师麾下
陈威志很熟悉劳碌两个字，在台湾念了四年的室内设计、三年半的建筑，熬夜赶图的日子多到数不清，但刚进入事务所时，他还是被日本人的职场文化吓到了。

 

事务所早上10点上班，午夜12点至1点下班，一周只休一天（而且这一天是参考用，陈威志曾连续工作一百二十多天没有休假）。有次同事们一起聚餐喝酒到晚上9点多，他本以为今天终于可以早点休息，没想到大家一散伙，不是回家，是醉醺醺地走回事务所继续工作。 这是一开始让我最深刻的，不管累不累、清不清醒或有没有其他事情，都要随时保持职业水准去执行你的项目。

 

隈研吾本人更将这个精神贯彻到底。当时他60岁，事务所遍迹东京、上海、北京、巴黎，无时无刻都在忙碌，若想和他谈话，必须每周熟读一份密密麻麻的隈研吾行程表，同事们才能掌握他何时有空档进行名为Kuma check的小组会议，对内确认项目目前的方向与进度。事务所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虽然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但隈先生应该是最辛苦的。隈研吾正是透过个人的高速运转，带动底下的齿轮紧密运作，才能顺利搭建一座又一座的伟大建筑。

 

我们私底下讨论，隈先生最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很会做决定。一个方案我们给他15、20个可能性，他一看就知道说这个要、这个不要，哪些可以发展或合并思考⋯⋯我在当下不知道他到底是看过太多东西所以非常有经验，还是他的sense就是这么好，看得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上海的虹口SOHO是陈威志参与过最印象深刻的项目，该栋办公大楼以琴弦为灵感，表面运用18毫米宽的铝质扩张网编织出蕾丝般的褶皱效果。这件作品2012年在东京设计完成，为确保品质无虞，隈研吾特别派了两位东京的同事长住上海，监督施工过程。陈威志这才明白，隈研吾的作品之所以能维持国际水准，对施工品质的一丝不苟」是很关键的坚持——设计并不是画完图丢给施工单位就结束了，应该常常到现场关心施工状况，协助解决突发事件，否则成果很可能跟自己想像中的不一样。

 

没有一位员工不想成为隈研吾。陈威志也曾怀抱着相同的梦想不断前进，但从实习生一直做到了上海办公室的设计经理，才发现成为建筑大师比想像中难太多了，你可能需要很多的机缘巧合、个人的努力、工作伙伴的协助⋯⋯久了以后，幻想跟现实其实还是很有差距。

 

2018年，陈威志离开了大师麾下。严格来说不是隈研吾浇他冷水，是当时操劳过度、身体抱恙，医生建议他每天10点要睡觉，陈威志除了离职以外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

 

回到台湾
休息了一段时间，陈威志转往上海的外商建筑公司任职。

 

这是一家业务横跨全球的商业导向设计公司，一家每天晚上6点多主管会问怎么还没下班？该走了吧！、每周五下午公共空间会摆满啤酒、炸鸡等着大家来享用的设计公司。

 

陈威志再度受到了冲击。 以前我们不断努力燃烧要创作改变世界的建筑，但到了欧美体系的商业设计公司，他们更在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和设计执行的效率——如何在最短的时间把设计执行完，又能维持一定的国际水准。往后，他又待过几间欧美商业设计公司，都告诉他设计的手艺并非唯一圭臬，一档设计案要能成功，包含业务开发、客户服务、进度管理、预算执行甚至售后服务等，都是同等重要的关键。

 

两种思考设计的方式在陈威志的心里沉淀后，2022年初，他回到台湾经营自己的设计工作室gapa associates，并决定以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切入台湾市场——预售屋的接待中心。

 

服务新项目的销售是接待中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形式来说可谓商业中的商业，然而陈威志却将隈研吾式的美学实践在这类型的建筑上，设计出一种新型态的产品，我会把它定义为一种『寿命有限的建筑』，不像一般建筑50年、100年长久存在，销售中心一、两年就必须拆除了。陈威志说，这种寿命的有限性其实正巧与隈研吾的负建筑理论有重叠之处：当死亡成为必然，建筑师不是选择对抗它（安藤忠雄即属于某种对抗者），而是要将材料逐渐被毁坏的时间感呈现在世人面前。

 

木头是体现时间感的良好建材，隈研吾为2020年东京奥运打造的主场馆国立竞技场便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一。设计接待中心时，因为经济效益考量，陈威志也大量使用了价格可控、甚至未上涂层的木夹板当作完成面材料，刚开始它的色彩很鲜艳，但经过风吹日晒雨淋，会渐渐地褪色、有一点点弯曲，我反而觉得那是它最迷人的状态，记录了时间在它身上留下的痕迹。当它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建筑要被拆除的时候。

 

除此之外，如注重人性化的尺度、媒材的反覆叠加或错置、让建筑谦逊地融入当地环境中⋯⋯这类隈研吾式美学，也都也能在陈威志的作品中找到痕迹。

 

例如，2018年位于关渡的升阳丽方接待中心，刻意降低了建筑高度，并在屋顶上以倾斜木板排列出流动感的视觉效果，当人们搭乘捷运从建筑上方经过，能看见如同关渡平原上被风吹拂的金黄稻浪。或2023年位于士林的禾硕芝山绽，一反接待中心过去偏爱将天花板拉高、让视觉感受宽敞与宏伟的传统，他刻意压缩空间尺寸，并使用质地较温暖的媒材，让人拥有被稳定包覆的安全感，且更能觉察到与周遭环境的连结。

 

然而这种非主流的建筑观念，常常不容易被业主所接受。

 

如果不是隈研吾
接待中心的死亡恐怕比其他建筑形式都要有意义。死亡之后，才能面向项目开始施工的新生。 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业主我要帮你设计的建筑是一步一步迈向死亡的。陈威志说，而克服这种困境正能体现一位设计师的价值——是否能把设计沟通给做好。

 

毕竟设计图若没人愿意买单，一切就只是书桌上的空想。 以前在隈先生的事务所工作，我们是很心高气傲的，因为他是大师，所以只要隈先生出面说服高层，几乎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实现。若遇到工事困难或偷工减料，团队甚至会在工地摔椅子来表达愤怒，我们就是以这种野武士般的精神和体力对抗施工现场层出不穷的挑战。后来到商业性质较强的公司任职，武士刀收鞘，设计变成要在自我与业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既要业主负担得起，也要合乎当下现有施工的条件，才算是一门好设计。

 

后来我反思台湾的教育，学校想把大家教育成一个建筑大师，但其实世界上的建筑有九成都不是大师去设计出来的，而是有这么多商业的公司去执行这些建筑——如何在既有的预算之内去执行、完成一个顾及各方利益与设计者可控制的效果，应该是更重要的事情。

 

回到台湾后的陈威志，逐渐以师承隈研吾打开名号，随著作品越来越多，他也开始担心自己被定型。但这样的风险是必要的，当今与他竞争的，是越来越多将国外的流行思潮带回台湾的年轻设计师，他很清楚gapa associates必须以隈研吾作为一柄切入市场的利刃，待撑开破口，才能有机会参与房地产之外的设计领域，例如今年（2023）年与VERSE合作为野柳地质公园打造的观看野柳的一百种方式艺术装置，或参与台湾设计研究院的校园美学改造竞标等，都是希望慢慢摸索出属于陈威志式的美学风格。

 

少年刚接触设计时，陈威志读的是历史悠久的金华国中美术班，升上建国中学后他迷惘过一阵子，之后到中原大学念室内设计、进入交通大学建筑研究所，此后的一切都是被兴趣和成就感所牵引。路途上若遇到难关，那就解决，走到现在既然还有力气做设计，那也就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吧。

 

但设计没有那么伟大，它没有办法改变世界。这是他目前对设计的体悟。 他们（大师）做设计的出发点应该不是为了想要改变世界，应该是在实践设计的过程当中，一点一滴走到改变世界这一步。

 

如今，隈研吾已经在超过二十个国家打造共四百多栋建筑，未来还有许多作品即将在台湾动工，比过去陈威志认识的那位Kuma桑又厉害了更多。而他呢，目前台北、上海两边跑，和伙伴们共同经营一间小小的设计工作室，早已不想成为大师的他，偷偷许下了另一个了不起的愿望：养得活自己，养得活公司，让跟我一起工作的人能够舒适地过生活，我希望我是能够达到这样子状态的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