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顶尖建筑师们正争先恐后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留下自己的视觉印记，有评论人士担心，全球化是否真的那么美好。

曾几何时，世界上的伟大建筑都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如果游客想要领略伦敦、巴黎、佛罗伦萨的胜景，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建筑就都是伦敦、巴黎、佛罗伦萨当地人的作品；要不然，至少也是本国人的手笔。尽管建筑师不一定会在一个城市终老——拉斐尔出生于乌尔比诺（Urbino），但他的作品留在了佛罗伦萨和罗马——但多数人都会待在离家较近的地方。贝尼尼（Bernini）曾试图到外面闯荡，看看他的结果吧：路易十四曾邀请这位艺术家兼建筑师去完成卢浮宫东侧正面的修建，结果最终还是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一名法国人，因为他发现，贝尼尼的方案太意式了。事实的确如此，这也是贝尼尼一贯的风格。

如今，欧洲建筑师经常在美国做设计；美国建筑师也经常去欧洲工作；亚洲则是人人都去。这种建筑业的全球化现象，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件好事，对（很多）建筑师来说也显然是个好消息。如果一座城市想要成为文化名城，一个机构想要吸引捐助，或者一个共管公寓的开发商想要招徕富有的房客，那么，他们聘请的建筑师最好是个有名望的人。

然而，建筑是一种社会艺术而非个人艺术，它是对一个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反映，而不是个人的表达媒介。因此，当特许经营连锁店似的现象成为建筑业的大势所趋——尤其是当伦佐（Renzo）、雷姆（Rem）、扎哈（Zaha）和弗兰克（Frank）这些满世界跑的建筑师成为行业主流时——就会产生问题。能从外面请到能力高超的建筑师，是件令人激动的事。它能满足一座城市的虚荣心，使人们将这里视为创造力的沃土。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培养本地人才才是更明智的选择；与其任用明星建筑师，不如任用专注于本地需求、采用本土建材和人工的建筑师。

明星建筑师与本地建筑师上排左起：贝尼尼最开始的对卢浮宫的建筑方案最终输给了克洛德·佩罗的设计；第二排：诺曼·福士特在纽约设计的赫斯特大楼，看起来没有他在英国设计的「小黄瓜」那么有地方特色；下排：莫瑟·萨夫迪曾在新加坡设计一个度假胜地，与他的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博物馆相比，度假胜地的风格较为夸张。

明星建筑师与本地建筑师上排左起：贝尼尼最开始的对卢浮宫的建筑方案最终输给了克洛德·佩罗的设计；第二排：诺曼·福士特在纽约设计的赫斯特大楼，看起来没有他在英国设计的「小黄瓜」那么有地方特色；下排：莫瑟·萨夫迪曾在新加坡设计一个度假胜地，与他的以色列大屠杀历史博物馆相比，度假胜地的风格较为夸张。Clockwise from left: The Samuel Courtauld Trust，the Courtauld Gallery，London；Erich Lessing/Art Resource；Ian Berry/Magnum Photos；David Silverman/Getty Images；Atlantide Phototravel/ Corbis；Stockelements/Shutterstock.

退一步说，外来的建筑师只是过客，不管他们多有才华，终究不熟悉他们工作的地方。有时候，问题就出在不了解当地气候这种小细节上。纽约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和约翰·伯奇（John Burgee）在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设计IDS中心（IDSCenter）时，他们的方案包括一座带有玻璃屋顶的天井。现在，每到冬天，这座天井时不时就会被人用警戒线围起来，因为旁边的大楼上会有冰块落下来，造成屋顶漏水或者玻璃破裂。盖里（Gehry）在麻省理工学院设计的史塔特中心（Stata Center）也有类似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地方归属感是一个抽象而较为晦涩的概念。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模式，影响这种模式的，是当地的生活节奏、采光质量、历史传统，或者单纯只是可用的建材。符合这些模式的建筑能够强化地方归属感——它们属于这里。风格奔放、充满生机的威尼斯哥特式建筑属于威尼斯城邦（La Serenissima），正如粗犷的乔治风格砖石建筑属于爱丁堡（Edinburgh）。而且，当我们身处这些城市的时候，这些建筑也能让我们产生归属感。如果把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Stein，美国作家——译注）的那句名言反过来说，就是那里有「魂」。

本地建筑师对一座城市的「魂」具有本能的感知，而不仅仅是知性的理解。对我来说，罗伯特·A·M·斯特恩（Robert A. M. Stern）的中央公园西15号，比诺曼·福士特（Norman Foster）在附近设计的赫斯特大厦（HearstTower）更适合曼哈顿。并不是说英国人福士特设计得很差，而是因为他的那座建筑到46层就戛然而止了，其形态特点与纽约天际线的景观格格不入。而斯特恩是纽约本地人，对纽约建筑研究了很长时间，他知道高谭市（GothamCity，纽约市的别称——译注）最好的摩天大厦都有设计精美的屋顶。福士特在自己的家乡展现出了更敏锐的艺术感知力。被人称为「小黄瓜」（Gherkin）的圣玛莉艾克斯30号大楼（30 St. MaryAxe），和赫斯特大厦一样形态优美，但是它位于伦敦。那里的多数建筑依然比较低矮，因此「小黄瓜」的独特形态更加显眼，对伦敦正在成型的天际线景观形成了一种有趣的贡献。其表面的灰色色调与周围老建筑的波特兰石（Portlandstone一种白中发黄的石灰石，用于建筑——译注）相得益彰。

如果建房的地方不是自己所住之处，建筑师就很容易会随便试验，甚至追求怪异的效果。要不然怎么解释迪拜突然冒出来的那些风格怪异的高楼大厦呢？另一方面，假如建筑师是在自己的家乡建房，那么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邻居、同事、朋友将不得不承受糟糕设计带来的后果。莫瑟·萨夫迪（MosheSafdie）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有意思的作品，但在自己的家乡以色列，他的作品有一种特殊的质量。这可能是因为他采用了耶路撒冷石灰石，利用了地中海的明媚阳光，或者把他对街区生活的理解运用到了制图桌上。不过，无论是希伯来协和学院（Hebrew UnionCollege）供人闲庭信步的庭院拱廊，还是庄严壮美的大屠杀历史博物馆（Holocaust History Museum，希伯来语：Yad Vashem），他的建筑虽然一向风格大胆，但也深深根植于当地的风土人情。

全球化是否有利于建筑业的发展？

弗兰克·盖里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Bilbao）是座了不起的建筑；不过我认为，沃特·迪斯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Hall）才将成为他为后世留下的伟大遗产，其部分原因在于，盖里对洛杉矶的了解和认识比对毕尔巴鄂要深，也比他对西雅图的理解更深。他在西雅图设计的EMP博物馆没能赢得公众的喜爱。造型狂野的沃特·迪斯尼音乐厅正适合阳光明媚的南加州；而花里胡哨的EMP博物馆看起来则与苍茫的西北部格格不入。

19世纪90年代的芝加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乃至今天的洛杉矶，都曾孕育出创意勃发、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真正激发出这种文化的不是外来建筑师的杰作，而是见多识广的赞助人和一群有才华的从业者——其中既有长者也有年轻人，既有大师也有学徒——他们彼此了解、彼此学习、彼此激励。也就是，在本地工作的本地人。

当今时代，音乐、电影、服装、科技甚至饮食都已变得日益全球化，我们可能无法指望建筑业成为一个例外。但是，如果我们不培养本地人才，我们最终能看到的都市风光，就好比一座让人神经紧绷的主题公园、一支只有客座演奏家的交响乐队、一家只有女歌唱家的歌剧公司。伟大的建筑舶来品们在设计上天差地别，不会造成千城一面的景象——但它们的确是在以同样的方式，让所有地方的面貌看起来毫不相像。这几乎同样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