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建筑”是未来建筑设计的风向吗？社交媒体正改变着城市规划，促使许多建筑师的设计重心从功能向商业与视觉性转移。在这些被视为“打卡地”的空间饰面背后，复杂的监视系统正在逐渐建立。当这些空间成为景点，到来的不是市民，而是感到有必要自我记录生活的网络用户。在活动与集体用途的缺失下，公共空间消失，成为舞台。而在这个舞台上，人们按照预先定义的规则与设计摆动着。

从多年前开始，谷歌地图就会在有不容错过的拍照打卡地附近，向路过的用户发出提醒。在谷歌交互地图的引导下步行穿过城市时，或是没有使用地图却被追踪时，我们总是不停地收到提醒，告诉我们不妨在社交媒体上po出一张超现代主义建筑的全景照。随着全球的建筑公司带着“拍照”的目的进行空间设计，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社交媒体正以何种方式塑造着公共领域？” 

布罗得博物馆于2015年在洛杉矶开放时，立刻成为了社交媒体上的热点。你觉得不能错过这个“值得打卡”的新馆。不仅由蜂窝与干净利落的棱角组成的建筑本身相当的“网红”，而且展陈的艺术品同样发挥魔力，比如在白墙泼洒色彩这种养眼又拍照好看的作品。2017年的草间弥生展上，有40000张票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售出，足以展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而由明星建筑师——DS+R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布罗得博物馆似乎有着自然而然让人们拿出手机拍照的魔力，他们的其它项目也是同理。

DS+R近期设计的莫斯科 Zaryadye公园也被选为俄罗斯最适合打卡拍照的地点之一。公园包含一个在Moskva河上凸悬出70米的全景远眺点、几座亭阁、两个露天剧场以及一个爱乐团音乐厅。光滑的玻璃建筑与周围的绿植形成鲜明对比，而悬挂在外的远眺点在吸引众多莫斯科人与游客上也起到重要作用。社交媒体围绕这些“点”展开宣传攻势，使得公园在开放周内，就有有约25万人前来“打卡”。卫报建筑评论员Oliver Wainwright将DS+R称为“奇观的缔造者”，承认他们尤其受到了流量的照顾。

根据Wainwright所言，许多建筑工作室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甚至承认“社交媒体性”现在已经成为他们设计新项目时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之一。用他的话说，Instagram实际上已成为“塑造环境最具影响的推力之一”。许多建筑公司对于这个现象保持着开放态度：从公共广场到私人开发项目，从酒店到精品店，每一个客户现在都要求带着他们在社交媒体看到的参考影像进行设计。什么样的设计能让用户觉得空间值得拍照并分享到应用上？他们又喜欢什么样的话题标签？这是客户的要求。

作为有着10亿月活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Instagram和抖音等软件正推动着用户将生活碎片发布到平台上，鼓励人们寻找抓人眼球，且符合特定美学的拍摄背景。我们中大多数人光是打开应用就会对这些元素感到熟悉：用掌纹图案、玫瑰金与大理石表面装饰的室内；以玻璃与钢材搭建的光滑、异形的现代建筑、还有喷薄欲出的色彩构造的室外。室内与室外的视觉墙，被证明是另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景点，乃至是一种提供拍照地点的商业财产。

这些景点也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的文章中，其中详细记录着如何找到它们，以及如何摆拍出完美照片的指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2012年由艺术家Colette Miller创作的洛杉矶“天使羽翼”墙。这两扇天使的翅膀作为一件可以互动的街头艺术品，迅速成为城市最容易认出的地标之一。

而放置在公共空间中的反射性表面也很受欢迎。譬如位于芝加哥的‘大豆豆’，由Anish Kapoor设计的“云门”，也吸引无数游客拍照打卡。而许多大型的室外建筑与博物馆中的现代艺术设计因为常常提供创造性与娱乐元素，人们也乐此不彼地前往拍摄，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商家们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吸引顾客前来重现他们浏览过的体验与照片。澳大利亚工作室Valé Architects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甚至写了一份“Instagram设计指南”，并提供专门研究如何设计‘网红’零售空间、餐馆以及酒店的设计服务。

这么说可能不全对，但受“值得打卡”需求影响最大的是商业空间，许多餐厅都做出了整改与妥协，比如提供自拍墙、适合拍照的照明、色彩分明的瓷砖地面等。举个例子，Instagram上关于地板的标签#ihavethisthingwithfloors已有接近一百万的粉丝与发帖，而且还在持续涨粉。

不妨回忆一下某种餐厅的洗手间，特征是地标性的蛋形小隔间与彩虹吊顶，或是“千禧粉色”的软椅与David Shrigley的画作完美地散落在各处空间。其中一些地点在应用上的地位，让我们觉得似乎必须去打卡，拍出自己的相片。据Oliver Wainwright称，甚至是著名的哈罗德百货也追随着这股潮流，委托建筑师Farshid Moussavi将空间所有区域变得更加“适合”拍照打卡。

然而从纯粹的建筑学角度来说，这些建筑正饱受建筑评论者的批评。刊登在《建筑评论》上的一篇社评表示，这些建筑对材料的选择是基于色彩与视觉冲击性，并未考虑它们会如何老化，或者它们将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有些表皮容易染上污渍或脱落，而有些过于光滑锃亮的地板，可能会因为几滴水就引发跌倒的悲剧。这只是其中一些问题，以此论证当建筑师将上镜程度排在功能前面时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尽管如此，功能的缺失似乎并未让社交媒体建筑大师们感到担心。Valé Architects的“Instagram设计指南”将网红建筑营销的成功归结为一个简单的原理：“那些和我一样以及我渴望产生联系的人，我希望感受到他们的尊重。所以我努力了解我该如何做、去哪儿才能成为那个圈子的一部分。”该公司的策略包括为特定的客户目标设计“引人注目的、之后会在其同龄人间转发分享”的空间。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都应该能够激起“惊奇、创造性以及有趣的视觉感受”。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但是在这些情感上有着一定的可预测性。年复一年，某些特别设计理念在社交上仍然很受欢迎，并成为常青的‘打卡地点’：巴厘岛的稻田酒店、香港的摩天大楼，都在这个为上镜而设计的世界中成为了特例。

这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建造环境，也改变了我们生活，影响了我们对生活的计划以及观察周围环境的方式。在视频网站上甚至有一整个系列的视频和文章，致力于分享旅行时可以选择参观的最适合拍照打卡的地点。

住宅区与乡村的隐匿地点通过这种“口述2.0”的方式成为了旅游景点，导致了私人领地被前来拍摄的人们淹没，这已经严重惹怒了当地居民。拍摄者们寻找着草木繁茂的大自然，还有拍摄全景照片的最佳地点。就连某些航空公司也在发布这样的文章，如“欧洲17个最适合打卡的城市”，列出的排名前三的地点不出意料，是伦敦、巴黎和罗马。

我们中大部分人不会像网红一样，完全根据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安排假日。但是我们可能都有类似经历：在浏览照片中玩过的地方、吃过的美食、见过的景致时，想着有哪些是可以配文发帖的，同时费心费力加上搞笑字幕、将物件创作为静物，最后发表在社交媒体上，好让我们的生活看起来让人向往。 

但是，对于追求上镜度，将表演置于现实之上的现象，不该简单理解为是社会审美泛化进行中的表现，而是对现今社会与政治危机的反应。如作家兼活动家Carmen Pisanello提到的，社交媒体模糊了大众与精英文化的界限，但这绝非本质性的，因为其更多是基于对共同的光鲜想象的创造物，并没有实际缩小两者间的鸿沟。

社交媒体同时还是一种情绪助推器，虽然平台上偶尔充斥着恐惧与仇恨，另一方面也给了我们一个在美学上完美无暇的世界，我们可以藏在这里，忘记我们的恐惧以及各种不符合这种美感的东西。要配合这个观感完美的小型社会，对公共空间进行净化与标准化，移除所有看起来反常、无关或是不恰当的东西似乎是必要的。边缘主观性是社会与经济系统中的一部分，大众永远在驱逐无法被包容、不符合某种行为范式的个体。

回想起皮萨内洛（Pisanello）所说的，心理上对未能融入现代社会的元素或形体的拒绝，不会引向自我分析或是理性辩论，而只会导致美学上的否定。从千禧年一代对呈现高度美感、粉笔色且轻柔舒适环境的眷恋上，我们得以一瞥他们对于未来憧憬、稳定性以及安全感缺失的反应，而这正是我们当今社会的特征。成长于一个麻烦缠身的世界中，“千禧粉”对应了我们希望能得到保证的需求，并解开我们所陷入的、令人困惑的现实中的麻烦。

似乎无处不在、弥散各处的物联网（IoT）构成了“智慧城市”的核心，用欧洲委员会的话说，“智慧城市”的定义是：“一个通过使用数字与电子通信技术，来使传统网络与服务变得更加有效率，以造福居民与商业的地方。”

细品这个定义，我们可以想到谁是这些科技的真正受益者。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在监控环境中感到更加安全，或是对向我们的手机发送拍照邀请、发掘有趣地点的通知心怀感激。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很乐意谷歌地图或优步进行位置追踪，我们光是通过使用社交网络就分享了众多敏感数据，算上发帖则更多。

最近，一个表面无害的、叫做“十年挑战”的游戏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案例，这是一个在社交平台有意欺骗用户，使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人工智能开发。如记者Kate O’Neill所报道的，这个挑战完美地包裹在糖衣中，真实目的是生成没有杂质的生物识别集，在之后可以被用作面部识别算法的训练集，而这个算法，科技巨头们已研究多年。这种技术从一系列数据库与社交媒体网络中抽取数据，同时监视并侧写社会中的异样元素。虽然物联网技术与应用的目的是改善我们的生活、避免问题，或仅仅是在大城市中管控人流，但许多公民权利团体已经就广泛搜集的数据与基于算法的程序提出担忧。

城市环境中也在进行着同样的实践，设计愈加趋向精致且“适合打卡” ，而控制装置则披上诱人的伪装。我们习惯了城市街道与公共交通上、零售空间里、公园内以及几乎其他任何环境中广布的闭路电视。但我们却不习惯思考这些周围物件在其表面之上的作用，而这些活跃的物件持续收集数据，并背着我们进行处理。

在系列作品《高度控制环境的友好提案》中，英国艺术家兼摄影师Max Colson带我们了解了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内隐藏的监控设备。灯柱可以记录声音并在“听见”异常声音时与闭路电视通信；垃圾桶检测周围经过的智能手机及其运动轨迹，而树上则安装有伪装成装饰结构的天线。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与乡村空间被全球发展公司所据有，网络也被为数不多的公司控制在手中，独断数字科技的设计、使用与基础设施建设，千禧粉贴砖地面与钢制表面便成为了在网络与实际空间躲避私有化进程的藏身处。

在一篇登载于《El Pais》的文章中，建筑师兼策展人Mariana Pestana注意到，我们感到共同的无力与不满，是因为我们对于所用通信工具缺少实际的占有，问题的根源很深。当我们为家庭与财产购买了智能监控设备时，它也可能会欺骗我们。在创作中的系列作品《监控摄像机中的自画像》里，艺术家Irene Fenara向我们呈现了一系列不寻常的“自拍”。

《监控摄像机中的自画像》

在网上找到智能相机的位置后，她就走到它们面前“拍摄”她的照片，然后迅速劫持系统来保存这些照片，因为这些照片通常会在24小时后被删除。作品实现的关键是因为这些智能摄像机不再处于闭合线路之中，而是连接上了互联网。许多购买了这些系统的用户没有意识到，因为没有修改设备附带的标准密码，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他们的系统，并可能监视他们。 

作为人类，我们有着与物件、工具、机器与数字科技融合的灵活性。我们的躯体，及其接受能力，在社交媒体、设备与空间之间起着根本的连接作用。我们成为了复杂网络的一部分，在其中我们是一个行为体，处在一群非人类的行为体中，‘他们’支配并影响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正如我们以某种方式设计‘他们’，好让‘他们’实现功能一样。智能垃圾箱收集着我们丢弃垃圾的数据，树上的天线监听着我们，社交媒体给我们发送通知因为我们最近没有发帖。随着我们用物联网设备填满周围环境，主题、时间与空间的界限开始崩塌。用Donna Haraway的话说，“我们的机器鲜活的令人不安，而我们自己却毫无生机的让人害怕。”

在一则由Domus发布的采访中，荷兰建筑工作室UNstudio与OMA/AMO探讨了社交媒体对于建筑的影响与可能，甚至讨论了建筑完工后使用社交媒体应用来监控建筑的使用与体验。这个被称为“用后分析”的评估方法，通常通过采访与调查的方式进行。

2015年OMA/AMO发起了话题标签#omapostoccupancy，使社交媒体成为理解人们如何使用建筑的主要工具。用OMA/AMO建筑师Giacomo Ardesio的话说，“如今，一座建筑能接受设计功能以外的来访者越多，那么至少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它就越成功。” 

能够驱使人们停留，并进行超出直接功能之外活动的建造环境，的确是讨人喜欢的。但若通过呈现在平面上的内容评估建筑的用途，建筑便会沦为仅仅是拍照时一个好看的背景，扁平化、成为单薄的图片。如果一座住宅楼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上，看上去像是热门地点，那么对住户需求的考虑似乎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如果一栋公寓的成功是以一张照片作评价，而不是以住户的需求为先，那么人们似乎会忽略，这是住户的隐私，是他们每天居住且使用着的地方。

话题标签#omapostoccupancy演示了社交媒体在现代空间的产生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深深地影响着建筑师对空间的思考，以及普通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轨迹。城市规划与空间组织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身体和居住方式的生成与构造。作为个体，我们越来越多地基于社交媒体来选择地点并计划旅行，但更大的风险是创造一幅公共空间的完美图景，这幅图景一遇到实际的社会问题便会不复存在。

“自拍的政治也即注意力的政治：只关乎谁被看见、谁来占领视觉舞台。”作家Rachel Syme这样写道。现代的室外空间，已不是一个可以让圈外人安放自身的地方。当“社交媒体视觉性”成为客户与设计者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时，他们便会积极投资给精致而整洁的空间，阉割所有变化与想象的可能。

地理学家David Harvey的工作成果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清晰地阐明了正在发生的现象。随着全球发展公司崛起，开发商积极投资启动一众翻新项目，公共空间的私有化现象已经变得极其广泛；它粘附在已有的结构上，而且不限于在过去十年内以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为特征的私有合作关系。

公共空间私有化甚至直接促进了城区设计，塑造了生活与社交的新形式。我们可以以效果图作为一个未来样貌的完美例子：富裕的、其中大多是白人的市民悠闲地散步、购物、对着伪建筑拍照。项目完工之后，你就会看到和这个数字建模完全一样的场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身份、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变得更加难以维系。甚至是城市成为共同政治项目的想法也被轻易遗忘在新自由主义的泥沼中，因为生活品质成为了有钱人的商品，而普通民众则可以接触这些“出售”的，处于高度监控下、外表精致的景点。

现今已有多项科学研究将严重心理疾病，比如抑郁和焦虑，与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相关联，有关文献的数量还在迅速增长，而其中诱发性最强的就是Instagram。社交媒体，尤其是对扎根于城市空间的人来说，是正在‘崩坏’的物理性公共空间的完美替代。这些网络的联系足够紧密，能给予一种归属感，用他们的点赞和比心系统奖励我们的大脑，但是同时又给我们以焦虑，让我们为了发布优质内容、维系这种机制而花费额外精力。

根据他们的计划，让我们上瘾的功能会击穿我们的日常生活，直到我们开始看清这个世界，甚至去设计这个世界。借来哲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意义深远的“流动”概念来说，这些力量能在一开始发挥作用，是因为人际纽带与网络的分崩离析，因为其脆弱、易碎、转瞬即逝、无法预测，常常需要“另行通知”。

英国建筑师Farshid Moussavi则表示：“社交媒体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这对设计者和建筑师来说是件好事，可以增加相关的设计任务委托，因为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私人空间都需要更加频繁的翻新整修，以跟上社交媒体潮流的步伐，想一下设计者的作用，这是值得的。建筑师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设计上镜的建筑，而社交媒体建筑可能正代表着“柯达一刻”的延伸。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建筑就此沦为了一张背景幕布，最终将扁平化的世界变为巨大的自拍舞台呢？”

我们可以说社交鼓励了更多的人们参观艺术展览，留意周围环境，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说，当人们带着拍照打卡的目的前往某处时，这个应用也在控制着他们规划生活的方式。小到着装与妆容，大到人们与物质空间的交互。当旅行的目的变成“内容”时，我们的互动变得缺少自发性，而我们的体验也渐趋相似。

在寻找着一种特定的美学体验时，我们为观察场所的方式制定了标准，不再愿意和具有挑战性的、或仅仅是不同的空间产生互动。我们在舒适区外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在自己的道路上失去自发性，不再与城市交互。就在社交媒体建筑向着建造这个光鲜而没有纷争的新世界的目标前进时，我们又该将自己安放在何处呢？